不妨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代入张女士，在那种情境下，我能怎么办？

这是一起发生在治安领域的正当防卫案件。

据央视新闻报道，2020年11月22日晚，淄博一家饭店的老板张女士与一名醉酒顾客发生冲突。被打后，张女士选择还手，结果被认定为互殴，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罚款200元，而对方还向其索要数万元医疗费。

张女士不服气，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历经了法院一审二审，检察院抗诉，2024年4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以及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对于张女士，这份胜诉的再审判决书意义非凡。还手被认定为互殴，意味着自身行为也有过错，与对方一起构成了违法，法院认定张女士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当不予治安管理处罚，意味着从法律上讲，她的还手行为将不再构成违法，也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对方的所谓经济赔偿也就失去了依据，张女士从人身自由到经济上都将如卸重负，而顶在头上的违法帽子被摘掉，恢复了名誉和声誉，对她和家人来说，更是一场值得扬眉吐气的胜利。

但也要看到，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从诉讼过程看，张女士两次败诉，直到再审时才锁定胜局。为何出现这种“峰回路转”的情况？主要还是，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法律条款的抽象性形成了冲突。根据刑法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虽然在治安处罚领域也有类似的“解释”，但在现实中，具体尺度的把握并不简单。

姑且不说，正当防卫必须要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等一应俱全，仅限度条件而言，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制止侵害的必要限度，否则构成防卫过当，这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司法实践中，评判防卫者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多是针对行为的结果，而不是防卫者的具体处境。

回看这起案件，一审二审法院都认为，虽然张女士用啤酒瓶殴打醉酒顾客刘某系被迫反击行为，但该行为存在一定社会危害性。为何有社会危害性？是因为刘某头部被打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问题是，站在张女士的角度，面对突如其来的侵害，又将何去何从？从理性来说，不动武不伤人才是正确的选择，但作为被害者，面对挥来的拳头，还有选择的余地吗？又或许，将动用武力克制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在电石火花的一瞬间，谁又有这样的“功力”作出精准反击？

作为普通公民，身上背负的条框约束，反而增加了对抗不法行为的负担。也因此，办案人员不妨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代入张女士，在那种情境下，我能怎么办？对方来我的饭店寻衅滋事闹事，难道要任他欺负，任他打骂？司法审判如果仅以事后眼光去判断，“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这不是保护公民，而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

审视这起案件，从检方的抗诉，到法院的再审，将张女士的反击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通过司法接力，让法治精神穿透到治安案件领域，给良善公民以强有力的撑腰。有关判决掷地有声，也是对侵害者以及潜在不法之徒的震慑。从昆山于海明案到福州赵宇案等，一个个案件激活了刑法第20条。从长远看，在治安领域，还需进一步“精细化”正当防卫的认定条件，让公民面对非法侵害，敢于站出来抗争。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柳宇霆

编辑 汪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