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观察和审视川普重回白宫后十个多月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的巨大变化，笔者越发相信，保守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稳压器”和“压舱石”。

简单来说，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秩序与审慎渐进的变革，批判、改良激进变革带来的尖锐矛盾，防止社会走向极端，为社会提供抵御剧烈动荡的深层稳定性；保守主义珍视传统智慧，将传统视为经过无数代人试错累积的“公共资本”，提供稳定性和解决问题的现成途径；保守主义主张审慎渐进，承认理性有限和社会复杂性，强调变革需尊重传统、循序而为，避免颠覆性风险；保守主义维护秩序下的自由，认为真正的自由是秩序下的自由，自由与权威需要结合，无秩序则无自由；还有，保守主义强调宗教与道德，认为宗教是文明社会的基础，提供超越性的道德约束，有助于维系社会纽带与合作。

保守主义之所以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源于其对社会本质的深刻理解。

保守主义倾向于将社会看作一个生长而成的、复杂的有机生命体，而不是可以随意拆卸重组的人造机器。这意味着任何改革都必须考虑其各个部分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以及历史形成的“传统”所包含的隐性知识。粗暴的“推倒重来”往往会引发灾难性的“非意图后果” 。

保守主义承认人性中存在非理性的、容易犯错的一面，并非完美无缺。因此，它不信任纯粹的理性建构和乌托邦蓝图，更倾向于依靠历史检验过的制度、习俗和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性的弱点，这是一种基于现实而非理想的设计。

保守主义守护存量价值，强调对现有制度、文化传统和私有财产的尊重，避免改革因追求“完美理想”而摧毁已验证有效的社会基础，比如市场经济规则或家庭伦理。

保守主义以“审慎”为核心原则，主张改革需循序渐进、基于现实经验，而非抽象理论，像一道刹车，防止社会因极端思潮如无底线的社会实验陷入失控。

保守主义被视为社会的“稳压器”和“压舱石”，核心在于其反对激进变革、主张尊重传统与秩序，这使得保守主义往往在历史紧要关头释放出巨大能力，推动历史向着有利于人性和谐方向发展。比如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8世纪末的建国设计。

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保守主义发挥“压舱石”作用的经典案例。

当时英国议会与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矛盾激化，核心是王权试图突破议会传统、恢复天主教势力，这严重冲击了英国长期形成的议会制衡、新教主导等社会根基。但议会并未选择推翻君主制、建立全新政体（如激进共和），而是通过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和女儿玛丽继位，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最终确立的《权利法案》，本质是对英国“王在法下”“议会至上”等传统的确认与强化，而非凭空创造新制度。它既阻止了王权专制的激进倒退，也避免了暴力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撕裂，让英国在保留君主制这一传统符号的同时，平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为后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这正是保守主义“尊重传统、规避激进风险”核心逻辑的完美体现。

而美国18世纪末建国初期的政治设计，则是保守主义在新生国家中充当“稳压器”的典型。

当时北美刚通过独立战争摆脱英国殖民，面临两种路径选择：一是效仿法国大革命追求激进平等，彻底打破旧秩序；二是基于现实经验构建稳定框架。以华盛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建国者，选择了后者，其核心动作正是保守主义逻辑的落地：

拒绝激进政体：明确反对“直接民主”这一易引发民粹的激进形式，转而设计“代议制共和”，通过参众两院、总统、最高法院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或被民粹裹挟，避免社会陷入“多数人暴政”的混乱。

保留并改造传统：没有完全割裂与英国的制度联系，而是继承了英国普通法中“保护私有财产”“契约精神”等核心传统，并将其写入宪法。同时拒绝废除奴隶制（虽为历史局限，但符合当时“不强行打破既成社会结构”的保守思路），暂时缓和了南北方矛盾，避免新生国家在建国初期就因激进社会变革而分裂。

这种设计让美国在独立后没有陷入其他新生国家常见的动荡，反而凭借稳定的制度框架吸引资本和人才，为后续的扩张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反观当今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种种乱象，根子就在于背离了保守主义传统，甚至背道而驰，而解救的良方，就在于彻底回归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