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手机芯片自研是一个被安全化的议题。安全化，就是原先并不认为属于国家安全议程的议题，被建构成为国家安全相关，继而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的过程。冷战结束之后，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扩展，国家安全的内涵以及外延，也逐渐将之前并非直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技术研发，产品以及产业竞争，纳入其中。芯片，从电脑使用的通用芯片，到手机芯片，再到人工智能需要使用的算力芯片，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被吸纳成为国家安全和大国战略博弈议程的。

2、美国的政策以及行动加速了芯片自研的安全化进程。科技从来都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场域，只是从冷战时期开始，科技竞争对大国战略博弈的影响，持续提升；冷战结束之后，伴随大国战略博弈进入新的阶段，科技领域的竞争，对于大国战略博弈的影响，以及所具有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加速演进的过程。伴随美国越来越重视在科技领域构建护持美国霸权优势的护城河，科技竞争在大国战略博弈中具有的实质以及象征意义，也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

3、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开始科技竞争的意义和重要性又经历了一个急速上升的过程。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开始把通讯领域的竞争，以5G为核心关键词，建构成了中美战略博弈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把对通讯领域所谓中国冠军企业的打压，作为一种重要的对华战略遏制的工具和手段；对华为和中兴的打压，以及在全球范围推动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尝试构建排除中国的标准体系和产业生态，成为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最重要的政策尝试。

到了拜登政府时期，以“小院高墙”的名义，将先进制程芯片的管制，作为对华科技遏制的核心议题，系统压制中国自主获得先进制程芯片的能力，以压制中国国家实力的系统性发展；伴随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人工智能以及支撑人工智能的算力芯片，成为实施这种科技压制战略的主要抓手，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措施，通过压制中国获得先进制程算力芯片，来实现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全面打压；

特朗普重新回到白宫之后，美方对拜登的政策，进行了部分的调整，但是总体上延续了压制中国获得先进制程算力芯片的战略思路，并试图对具体的执行措施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强化在全球范围对中国自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和非美技术路线的算力芯片进行全面的压制，商务部BIS新进出台的指导原则，以及后续将要持续落地的管制措施，比较充分的体现了这种战略上的意图。

4、上述背景提供了认识和理解芯片自研能力发展的战略竞争框架。可以将这种背景理解为当下理解芯片自研的意义和价值，存在多种不同的平行赛道。如果需要评价芯片自研取得突破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在不同的维度平行展开，并做出相应的评价。

就中美战略竞争而言，一个比较直观并且相对简单的评价标准，就是被网民戏称为“白宫严选”的标准：如果一种创新或者突破，引发了美国具有PTSD特征的反应，可以看作是某种间接的评价。美方目前的出口管制工作，相对受草台班子的影响还不显著，基本按照原有的程序与管理在惯性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