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量子密码与信息安全高峰论坛上，一位身着深色西装的演讲者掷地有声：“量子产业化需要市场、合作与耐力，这是一场必须摒弃短期功利心态的新长征。” 台下掌声雷动，这位演讲者正是灵光量子创始人、被业内誉为“量子产业第一人”的郑韶辉。

从2002年首次涉足量子领域，到主导投资近二十家海内外量子企业，再到创办灵光量子聚焦光量子计算真机研发，郑韶辉的二十余年职业生涯，始终与量子产业的发展同频共振。在全球量子竞赛白热化、产业化尚处“黎明前探索期”的当下，这位横跨投资与实业的量子先锋，为何始终执着于这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道路？答案，藏在他的初心坚守、行业洞察与时代担当之中。

初心萌芽：通信人的前沿敏感与父辈的精神传承

郑韶辉与量子产业的结缘，始于本世纪初的通信行业深耕。彼时，他在UT斯达康从事通信技术相关工作，前沿技术的快速迭代让他养成了对新兴领域的敏锐洞察力。在工作中，他注意到一个现象：传统通信技术在信息安全领域逐渐显现短板，而国外已有企业开始探索量子技术的商业化可能——瑞士IDQ、美国MagiQ等量子科技企业陆续成立，试图将量子通信的理论优势转化为实际应用。

与此同时，国内量子科研领域正处于起步阶段。郑韶辉重点关注到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团队，这些团队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基础研究取得突破，但受限于当时的环境，科研成果难以走出实验室。“当时我就意识到，量子科技不是实验室里的‘阳春白雪’，它很可能是改变人类未来社会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信息安全这个核心领域。” 多年后，郑韶辉在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依然清晰记得当初的判断。

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投身量子产业化的，是父辈的精神感召。郑韶辉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革命老兵，“科技报国”的理念在家庭教育中根深蒂固。在量子产业前景尚不明朗、质疑声远多于支持声的年代，当他还在犹豫是否要全身心投入时，父亲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国家需要的事，值得全力以赴。” 这份家国情怀，成为他穿越量子产业化“无人区”的精神底色。

2013年，国家发出量子通信产业化的号召，郑韶辉的人生轨迹正式与量子产业深度绑定。彼时的量子通信行业，正面临“科研与应用脱节”的困境——科学家攻克了技术难关，但实验室里的设备体积庞大、稳定性差，无法适应实际应用场景；而市场上缺乏既懂技术又懂产业化的“工程师型企业家”，没人愿意接手这块“烫手山芋”。“既然没人干，那我就来干。” 郑韶辉的决心，开启了他在量子产业化道路上的第一次探索。

破局之路：从“探险家”到“领航者”的产业化实践

早期的量子产业化，堪称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险。郑韶辉深知，量子技术要走向市场，必须打破“研大于用”的僵局，构建“科研-应用”的商业闭环。他率先迈出的第一步，是整合资源推动技术工程化。2016年，他组织了全球第一届量子通信行业论坛，力促行业达成“产品工程化、实用化”的共识；2017年，他带领团队开发出全球首个量子密钥云，实现了量子密码“一对多”的应用模式，为实用化奠定了基础。

在投资布局上，郑韶辉展现出远超同期创业者的格局。他先后主导投资和发起设立了安徽国盾量子、浙江九州量子、浙江神州量子等行业标杆企业，还成立了国内首个市场化量子产业基金，累计组织15亿元资金支持近十家量子科技企业，甚至将目光投向全球，投资了瑞士IDQ等国际知名量子企业，一度占据全球量子通信行业投资额的60%以上。这种“海内外联动、全产业链布局”的思路，不仅助力国内量子企业快速成长，也让他精准把握了全球量子产业的发展脉络。

在他的推动下，量子通信产业化逐步迎来突破。2018年，他带领浙江九州量子与中国信通院等单位共同编制了行业首个量子通信白皮书，为行业发展树立了规范；随后，企业自研的量子密钥分发设备、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等产品先后获得国家密码管理局颁发的首批资质，成功应用于政务、电力、金融、交通等关键领域。在杭州萧山区的超载治理项目中，量子密码技术为核心业务数据提供了安全加密保护；在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的实验室里，电力量子加密开关研发成功，实现了量子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实质性落地。

从“探险家”到“领航者”，郑韶辉的角色转变背后，是中国量子通信产业的快速崛起。如今，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技术高度和应用落地规模均处于世界前列，这其中离不开他二十余年的坚守与布局。但他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量子产业更具挑战性的领域——量子计算。

战略升级：聚焦光量子计算，锚定香港“桥头堡”

“全球量子竞赛正处于‘群雄逐鹿’的阶段，美国在量子计算领域领先，欧洲擅长量子传感，中国则在量子通信领域领跑。” 郑韶辉在分析全球量子格局时指出。随着量子计算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赛道，他敏锐地意识到，量子产业化的下一个突破口，必然在量子计算领域。2024年，他创办香港灵光量子计算科技有限公司，确立了“宽度一厘米，深度一万米”的战略——聚焦光量子计算这一细分赛道，深耕核心技术，力求实现突破。

选择光量子计算路线，并非偶然。在量子计算的多条技术路线中，光量子具有室温运行、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等优势，被认为是实现实用化的重要方向之一。但这条路线也面临三大关键技术难关：激光器及稀释单光子源技术、量子处理器、低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为攻克这些难题，灵光量子采取“自主研发为主、全球协同为辅”的策略，源头底层技术70%以上依靠自主研发，成立短短一年多就在国内光量子计算赛道确立了并跑身位。

而选择香港作为战略支点，更体现了郑韶辉的全球化视野。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部分西方国家的量子企业出现“ABC（Anywhere But China）”倾向，试图将中国排除在核心研发之外。而香港作为国际化、高度市场化的城市，不仅融资环境优越，能吸引全球资金，更能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对接内地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市场潜力，在人才和技术引进上具有独特优势。

“我们曾尝试邀请海外量子算法人才到内地发展，未能成功；但沟通后，很多人愿意来香港。” 郑韶辉举例说，团队早年想引进加拿大的云算力设备到内地，多次协商未果，最终对方同意将设备设于香港。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坚信，香港是中国量子力量走向全球的绝佳“桥头堡”。目前，灵光量子已形成“香港顶层设计与销售、内地研发制造”的协同模式，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近期已取得超过60万港元的销售额，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等地的机构也纷纷表达了合作意向。

行业洞察：市场为核、合作共赢，量子产业化的三大关键词

二十余年的量子产业深耕，让郑韶辉对产业化路径有着深刻的洞察。在多个行业论坛上，他反复强调三个关键词：市场、合作、耐力，这也是他选择量子产业道路的核心逻辑支撑。

在他看来，市场需求是量子产业化的第一驱动力。“真正的产业化不能仅靠政策扶持，必须由实际的市场需求牵引技术迭代和产品开发。” 他指出，欧美量子产业以市场资本与国际合作为主引擎，通过企业主导、跨国协同实现快速迭代；而国内目前仍以政府投入和科研机构为主体，面临大型科技企业参与不足等挑战。为改变这一现状，他不仅推动灵光量子聚焦市场需求明确的应用场景，更积极呼吁更多企业参与到量子产业化中来，从“探险家”转变为“导游”，引导行业形成良性发展的生态。

合作，则是量子产业化的必备条件。当前量子科技核心技术与供应链复杂，单一国家或企业难以覆盖全部环节，全球协同已成为必然趋势。郑韶辉认为，中国量子产业化必须主动打破“封闭研发”的误区，积极推进产业链国际协同，而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黄金枢纽。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扶持完善、顶尖院校资源集中、人才流动便利，已形成多个量子研发平台，15家单位联合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正围绕核心领域开展协同攻关。

而耐力，是量子产业化的基本要求。量子技术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研”大于“用”，多条技术路线并行，距离规模化商业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郑韶辉坦言，目前全国带“量子”字眼的公司虽逾万家，但真正具备规模与研发实力的团队仅四五十家。这就需要从业者摒弃短期功利心态，将国家战略需求与企业市场化发展紧密结合。“量子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耐心、耐力，就像一场新长征。”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青年创业者的共鸣。

传承与展望：科普筑基，让量子力量惠及民生

在推动量子产业化的同时，郑韶辉还格外关注量子人才的培育。他从Meta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给幼女读《宝宝的量子物理学》的故事中获得启发，提出量子科普教育应“分层推进”的思路——从3岁幼儿的启蒙绘本，到中小学的通识教育，再到大学的专业培养，形成完整的人才培育链条。“量子产业的未来，终究要靠年轻一代。只有让更多人了解量子、关注量子，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 他说道。

对于量子产业的未来，郑韶辉充满信心。随着国家将量子科技纳入“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范畴，各地也纷纷出台支持政策：安徽合肥培育集聚量子科技企业90余家，居全国首位；湖北武汉推出16条支持政策，单项目最高可获4000万元资助；北京发布夸父量子计算云平台，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据预测，到2035年，全球量子科技市场规模将突破9000亿美元，中国产业规模有望达260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近30%。

“量子科技的出发点，是从根源上解决信息安全等社会问题，让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郑韶辉表示，未来灵光量子将继续深耕光量子计算领域，推动技术在能源、金融、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应用落地。而他自己，也将继续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在量子产业化的“新长征”路上坚定前行。

从通信人到量子产业先锋，郑韶辉的选择，既是个人对前沿科技的执着追求，也是时代赋予企业家的责任担当。在量子科技改变世界的浪潮中，正是这样一群坚守初心、兼具视野与耐力的探索者，让中国在全球量子竞赛中稳居第一梯队，向着“量子强国”的目标稳步迈进。而这场跨越数十年的量子产业化征程，也必将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