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改革与崩溃——元明清七百年的金融秩序》，于晓华 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本书作者于晓华深耕农业经济学多年，此次聚焦元、明、清三朝700年的历史，分析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全球贸易、货币发行、官商经营等，从一场场危机、改革中探寻王朝崩溃的必然。

在他笔下，三朝兴衰的过往有了深入、客观、普遍的解释，更延伸至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金融现代化。书中详细讲述了元兴灭金、灭宋的根本原因在于蒙古人灵活的财政与金融制度，斡脱商人推动了亚欧大陆上人才与资源的流通；涌入明朝的大量白银，促成了“一条鞭法”改革的成功，但贸易的不平衡一定会被时间打破，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和明朝的灭亡接踵而至；清朝在盛世之后马上面临内卷的巨大压力，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北洋水师败于现代金融制度的巨大资源调动能力；民国的废两改元、金圆券改革的结果是埋葬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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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关

明朝开国虽然实行海禁，但是对外的海上交流一直存在，明初政府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设有三个市舶司，用以管理对外贸易船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初期的对外交往完全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展现明朝的对外政策，和外国维持朝贡关系。所以，王朝对外交易的主要原则是“厚往薄来”，政治优先，经济利益是其次的。在朱棣时期，朝廷耗费巨资组织建成庞大舰队，六下西洋，就是基于这种原则而开展的一种交流活动（当然也有《明史·郑和传》中的简短记载，称下西洋是为了寻访下落不明的明惠帝）。

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不比西方差，但不计成本和利润的航海活动是不可能持续的，也不能促进历史的重大进步。尽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海禁政策，抑制商业活动，害怕人员流动会动摇王朝的统治基础，但是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能提供的资源是很有限的，马尔萨斯定律总是像幽灵一样，不时发挥作用。当一个朝代升平日久，人口扩张，有限的土地不能支持庞大的人口数量时，封闭的体制就会被迫发生改变。明朝中叶之后，人口扩张，内部不稳，边疆也越来越不太平；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财政收入不能增加，人民生活困苦，财政时常处于紧张的状态。24年不上朝、专心修道的嘉靖皇帝也要不时分心关注财政收入问题，派太监和官员到各地寻找新的财源。

清官海瑞在1566年上疏嘉靖皇帝，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疏》,其中指出：“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在大明王朝的外部，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葡萄牙人也在1513年到达了广州的外海，在屯门设置了葡萄牙人居留地。1521年屯门海战失败后，葡萄牙人转往澳门寻求定居地。葡萄牙人试图向中国传教，并开始与中国和日本做生意。尽管朝廷按照祖训，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请求，但是地方官员接受了贿赂，给予葡萄牙人便利，葡萄牙人后来以岁租二万两白银在澳门租下了一块土地，作为贸易的基地。封闭的明朝意识到开放贸易的重要性，与外国开展贸易成为增加人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当权者也担心过度开放会造成人员流动与新思想的传播，甚至动摇王朝的统治。

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戚继光这些杰出的军事将领艰苦作战，在中国沿海基本肃清了倭寇，也为沿海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尽管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还在，但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民间贸易已经盛行。其实，倭寇的一大部分也并非日本人，他们亦商亦寇，以武装来保证自己的商业贸易。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对中国的青花瓷非常着迷。在葡萄牙人航海到达中国之前，他就从印度得到了一些瓷器，并不时向欧洲的贵族们炫耀。但是，这些美丽的瓷器很快就不是皇家的专属了。1530年前后，青花瓷就出现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和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市场，这说明了中国和欧洲之间贸易扩张的速度之快。来自中国的瓷器在欧洲被称为“白色的金子”,被欧洲王室争相收藏，下图就是两件收藏在德国慕尼黑皇宫博物馆中的青花瓷精品，来自16世纪的中国。

慕尼黑皇宫博物馆中的青花瓷藏品

到了1565年，西班牙人携带大量金银，从南美洲跨过太平洋到了菲律宾，以此为基地和中国商人发展贸易。17世纪，荷兰人也到了亚洲，以澎湖列岛和台湾作为贸易基地。通过航海，整个世界的贸易已经连成一片。

16—17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展国际贸易，开辟了不同的航海路线，让世界开始连成一片。首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跨过大西洋，各自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大把金银等资源，把金银和其他货物直接从南美殖民地运送回国。然后，西班牙人从位于太平洋东侧的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出发，向西穿越太平洋到菲律宾，与中国的商人做生意。葡萄牙人则从本国的里斯本出发，经过非洲好望角、印度洋以及马六甲海峡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澳门，与中国、日本商人进行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第二次全球化，它的教训、经验以及影响，直到今天都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香料以及一些手工艺品在西方和日本市场大受欢迎。航海贸易的利润巨大，有时可以超过成本几倍，甚至十倍以上。面对海上贸易巨额利润的诱惑，官方的海禁已经形同虚设。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他的儿子朱载屋登基，定年号隆庆。同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得到了朝廷的同意。隆庆皇帝也意识到禁止贸易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不仅不可能实现，还可能导致海盗增加，影响王朝的稳定。而放开贸易可以让一些海盗转为商人，促进社会稳定，增加人民收入，还可以征收部分关税，增加朝廷的收入，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关税大部分流入了内库，成了皇帝的私房钱）。“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是他同意开关的政治原因。就这样，明朝延续了200年的海禁被正式废除了。这是时代的潮流，谁也挡不住。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和西方通过贸易打交道。

隆庆开关迅速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外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银子，中国向他们出售各种商品，包括丝绸、陶瓷、茶叶等。1580年以后，菲律宾吕宋岛进入繁荣时期，每年从中国到菲律宾的贸易船只大概为25—30艘。根据全汉昇先生的研究，1586—1643年，西班牙人每年在菲律宾输入的中国货物价值约133万银元。据庄国土先生统计，1500—1650年，南美洲产银13万—15万吨，其中40%—50%通过不同路径流入中国。一部分如上述，从南美直接运到菲律宾，再转运流入中国。另一部分白银则从南美运抵西班牙，葡萄牙人又通过走私将白银从欧洲运入中国。

16世纪时的日本，银冶炼技术已十分成熟，白银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日本学者估计，在17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从日本运出的白银每年达150—187.5吨。最终，大部分流入中国。

已经有大量研究对明朝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进行了估算，但是具体数量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总体看法是明朝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超过1亿两。譬如，王裕巽先生认为明朝中国从马尼拉贸易中得到的白银为8775万两，即1亿1700万比索（约合4212吨）;而万明先生认为中国从马尼拉转口贸易获得的白银达7620吨,通过欧洲转口而获取约5000吨，合计流入明朝的白银超过2亿两。据梁方仲的估计，从1572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夕，除了国内银矿产的银，海外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1亿两以上。

贸易顺差带来大量的白银流入，使得江南地区经济空前繁荣，1573—1620年（万历年间）政府税收大增，史称“万历中兴”。虽说宰相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对万历中兴功不可没，但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折合各种赋役为银两。如果没有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日本等国与中国贸易而输入的大量银两，张居正的改革也无法成功。

在隆庆开关之前，明朝的岁入非常有限。1549—1570年，嘉中后期和隆庆年间，每年中央财政（太仓）的正常收入只有200多万两白银，而每年财政支出在350万—800万两，亏空通常在200万两以上，明朝财政严重透支（见下表）,需要靠各种临时摊派和加饷来平衡预算。在隆庆开关之后，明朝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到了1580—1590年（万历前期）,岁入通常超过400万两，国库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