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朗普政府突然对中国放出“温和信号”：五角大楼报告淡化对华对抗，甚至十年首次不提台湾；商务部对华强硬派官员被连夜解职；特朗普本人四次确认将于4月访华。

这一连动作看似中美关系要转向，可仔细一品，全是生意经——芯片限量松绑却加关税，“和平委员会”想拉中国撑场子，转头又威胁加拿大别和中国合作。 说白了，特朗普的“尊重”从来明码标价，里子全是利益算计。

2026年1月23日，美国五角大楼发布新版《国家防御战略》，内容引发广泛关注。 这份报告明确将战略重点转向本土安全和西半球，而此前被拜登政府视为“头号挑战”的中国，在此份报告中相关对抗性表述被大幅淡化。

更引人注目的是，报告中近十年来首次未提及台湾问题。 这一调整被外界解读为特朗普在为4月访华营造氛围。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商务部内部进行了一场人事清洗。 商务部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办公室执行主任莉兹·坎农被解雇，她的职务将由政治任命官员接替。

坎农是拜登时期对华技术管制政策的核心操盘手，主导过针对中国通信和汽车行业的限制提案。 此次人事变动被视作特朗普为消除访华障碍、掌控对华政策主导权的明确信号。

特朗普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中美沟通的“重视”。 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会因中方来电而中断采访。 这种姿态与其第一任期时动辄对华挥舞贸易大棒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在科技领域展现出矛盾做法。 他一方面宣布允许英伟达对华出口H200芯片，另一方面又威胁对进口芯片征收最高300%的关税。 这种看似“松绑”的背后，实则是精密算计。

允许出口的H200芯片是性能受限的“阉割版”，对中国企业而言早已不是稀缺资源。 而高额关税政策，据美国半导体行业评估，可能导致美国芯片制造商每年损失超过10亿美元。

应用材料、泛林集团等三大芯片设备制造商预计短期内将分别损失3.5亿美元。 这种政策不仅难以真正遏制中国，反而会推高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削弱其全球竞争力。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还波及整个实体经济。 美国汽车协会测算，仅对芯片制造设备征收25%关税，就可能使每辆汽车成本上升1200至2500美元。 若半导体产品被加征100%关税，其外溢效应将成倍放大，从汽车、家电到医疗设备等行业都会面临系统性成本上升。

特朗普大力推动的“和平委员会”计划，在国际社会遭遇尴尬局面。 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和巴基斯坦等中国友国出现在签约名单上，但欧洲主要国家集体缺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甚至未到场。 媒体透露，许多国家的加入是担心拒绝会引发特朗普的“报复”，而非真心支持。

面对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仅回应“中国已收到了邀请”，婉转表达了不认可的态度。 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同样没有加入，这意味着特朗普试图绕开联合国构建新国际体系的计划缺乏广泛国际支持。

特朗普为此恼羞成怒，威胁对法国葡萄酒加征200%关税。 这种反应暴露了其所谓“和平委员会”的真实本质：一个由美国单方面主导、服务于个人政治利益的工具，而非真正的多边合作平台。

当加拿大总理卡尼率团访华，与中国达成降低农产品关税和减少电动汽车贸易壁垒的协议后，特朗普立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若加拿大与中国签订协议，美国将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100%关税。 他甚至危言耸听地宣称“中国正彻底接管加拿大”。

这种反应揭示了特朗普的真实焦虑。 加拿大电动汽车协会总裁丹尼尔·布雷顿直言，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希望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在美国销售，卡尼总理的选择是为加拿大找到新合作伙伴，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特朗普的威胁，实质上是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忌惮，担心中国产品凭借价格和性能优势抢占北美市场。

美国对华心态正在经历从“必须击败”到“能否追上”的现实转向。 这种变化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矛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在关税、芯片出口管制等议题上表现强硬，另一方面又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后退”。

这种心态转变的背后，是中国在多个关键产业的持续扩张。 绿色科技方面，中国在风电、光伏、电动车、电池等领域已形成全球市场份额优势；高端制造与自动化方面，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大幅领先；医药创新领域，临床试验数量占比快速提升。 这些具体成就动摇了美国舆论场的自信，引发“自信—焦虑—反思”的连锁反应。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指出，美国开始认识到对华“工具箱”的有限性。 特朗普原本高度自信于关税手段，但实际效果远不如预期。 特别是中国对稀土等关键资源的掌控力，改变了中美博弈态势，使美方在采取行动前不得不更审慎评估后果。

特朗普的“新现实主义”外交表面是战略收缩，实则是重点进攻。 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西半球列为首要战略区域，其后依次为印太地区、欧洲和中东。 这种调整不是美国能力的彻底衰落，而是战略资源的重新聚焦。

在对华定位上，特朗普政府淡化意识形态分歧，转向聚焦经济竞争。 报告没有直接对中国进行“首要战略竞争者”的定位，但七大经济威胁清单明显指向中国。 这种转变降低了中美发生全面意识形态对抗的风险，但同时将竞争推向更加制度化与长期化的轨道。

特朗普政府还重新定义盟友角色，推动“负担分担与负担转移”，要求盟友承担更大责任。 北约成员国被要求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日本、韩国等非北约盟友也面临提高国防开支的压力。 这种同盟治理模式的转型，短期看提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效率，但长期看会损耗同盟体系的凝聚力。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策略调整，中国保持了战略定力。 在特朗普提出“和平委员会”构想后，中国仅以“收到邀请”回应，坚持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 在元首外交层面，中国确认愿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划清底线。

中国在稀土等关键资源上的反制能力，已成为平衡中美博弈的重要筹码。 中国掌握全球92%的稀土加工能力，这张王牌让美国在采取行动前不得不收敛锋芒。 据吴心伯教授透露，稀土出口管控措施的出台产生了“一招制敌”的效果，改变了美方对博弈态势的评估。

中美关系的调整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做出选择，不愿完全追随美国。 加拿大不顾美国威胁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英国批准中国在伦敦建设新使馆的规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欢迎中国投资。 这些动向表明，单边施压不得人心，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