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彦宗

近日，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涉劳动争议纠纷部分开庭审理。本案受害人崔丽丽穿着被性侵当日衣服前往天津法庭。她称，“2年前的今天她见证了我的耻辱，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战袍。”记者在现场看到，崔丽丽换衣服的时候，她声音出现颤抖和嘶哑，她的老公在一旁拍肩安慰。

2023年9月22日，崔丽丽作为公司高管，在出差商务宴请中被领导王豪灌醉，王豪将处于醉酒状态、无法行走的崔丽丽带到酒店房间，强奸了她。次年4月2日，法院一审判决王豪犯强奸罪，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已生效。去年12月3日，天津人社局认为崔丽丽的情形符合因工作原因遭受意外伤害范畴，应认定为工伤。

资料图，图文无关

在崔丽丽遭受这一系列伤害、王豪被判刑、获得工伤认定后，原公司以旷工为由将她开除。崔丽丽申请仲裁并要求赔偿，今年3月24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向她支付113万元各项费用。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在这个事件中，天津劳动仲裁部门给予崔丽丽极大的支持，但崔丽丽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不断用依法进击的手段捍卫权益，洗刷强奸案受害者的污名化，也与她坚强的个性、不离不弃的丈夫与明事理的女儿息息相关。崔丽丽穿上被性侵时衣服出庭，既是自我力量的证明，也有力地抵抗了羞耻文化，赢得了无数人的尊重。

崔丽丽被王豪强奸后，患上了创伤应激障碍症，但她没有被打倒和压垮，而是选择实名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袒露心迹，用一种公开的觉醒来疗伤。她报刑案、提起劳动仲裁以及法庭应诉，成为她拒做强奸案沉默受害者的具体行动。崔丽丽的选择，极其勇敢，极其令人钦佩。

2015年斯坦福大学性侵案的受害者香奈儿·米勒，曾将自身经历写成《知晓我姓名》一书，表现了作者从创伤中重建自我认同的过程。崔丽丽与米勒一样，通过公开身份、直面舆论，推动社会对“性侵受害者”标签的解构。崔丽丽将王豪送进监狱，与公司斗争，对外展示了她不被创伤定义的勇者形象。

强奸案的受害者在被伤害后往往责备自己，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无辜，被迫回答那些羞耻化提问，深感羞耻成为常态。而街谈巷议往往又以“吃瓜”为本能，将崔丽丽这些受害者当成谈资，甚至揶揄她们是“绿茶”，将王豪们制造的强奸案淡化为男女作风问题，从而编织了二次伤害的社会环境。

在我们可见的诸多性侵案件中，大多数女性受害者都会选择匿名，担心实名会毁了自己的生活。米勒当初也使用了艾米丽的假名，但后来她甩掉了这一层保护，选择正面硬刚。崔丽丽实名出镜，打破了惯常的禁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重申了强奸案受害者无需为暴力负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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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丽丽的实名抗争、拒绝被羞耻文化笼罩的示范下，一些网友倡议，“崔丽丽案”应该命名为“王豪强奸案”，以提醒人们谴责加害者，而不是苛责受害者。这些个人的倡导和行动，体现了崔丽丽实名站出来的感召力，使得这一系列案件能够以“觉醒文化”对冲羞耻文化。

在伊藤诗织所著的《黑箱：日本之耻》一书中，人们看到了东亚女性在性侵案中受到的压制。崔丽丽很幸运地得到了行政支持，但网络阴暗处，“因为拿不到2000万而报警抓王豪”的恶猜并不少见。由此可见，哪怕崔丽丽勇敢地做到了这个份上，且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性侵受害者要挣脱的“黑箱”仍未被彻底摧毁。

崔丽丽将性侵时穿的衣服视作“战袍”，在她穿上的那一刻，她就告别了“受害者有罪论”“女性应顺从”等压迫性观念。网友声援崔丽丽，足以点明这个常识：性侵受害者的解脱之道除了法律支持，还需要她们从性侵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主动反抗羞耻文化的女战士。

那些继续污名崔丽丽的人，他们的推理不是推理、逻辑不是逻辑，而是一种病态表现。在菲利斯·切斯勒所著的《女性、犯罪与疯狂》一书中，这种病态表现被认为是“弱化性侵的暴力本质”，将问题归因于性侵受害者个人而非加害者。崔丽丽实名维权，主动争取利益，有力粉碎了将其污名化的宵小做法。

在多个案例中，疑似性骚扰受害者都以匿名方式或“沉默”，或成为某些人制造男女对立的工具人。崔丽丽作为确定的强奸案的受害者，以独立姿势选择发声，追惩加害者王豪以及公司，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创伤修复，更为更多人树立了榜样。那种在羞耻文化掩护下，继续羞辱性侵受害人的做法，只能自取其辱。